刺潭州 | 文脉长沙

范亚湘

壹

也许有些留恋。

一抹夕阳滑入舒缓的湘江，满江皆是瑟瑟的红。岳麓山的倒影似绿色的波浪，在江水里轻盈摇曳。微风吹拂，水波涟漪，宛若江边柳枝曼舞婆娑。

可“暂借”长沙的杜甫还得继续南下。

唐朝大历四年（769年），老弱贫病的杜甫入湘欲投靠好友、衡州（衡阳）刺史韦之晋，过长沙，在江边滞留多日。小船犁开黛色的江水，站立船头的诗人捋着胡须，吟了一首《发潭州（长沙）》：“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贾谊、褚遂良等那些有卓越声望的“名高”之士，或贬谪，或漂泊，都曾来到潭州……一想到这些，诗人心里很不是滋味，黯然神伤。

“谊即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汉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西安）不见家。”贾谊不是贬谪长沙的第一人，自然也不是最后一人。

永徽六年（655年），对于一直在官场春风骀荡的右仆射（宰相）、参知政事褚遂良来说，就不是一般的不顺了。这一年，高宗李治没能抗住昭仪武则天的蛊惑，欲废黜王皇后进而册立武氏，传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前朝顾命大臣到内殿召开御前会议。

众人落座后，李治和颜悦色地陈述黜后之道理：“罪莫大于绝嗣，王皇后未有生育，而武昭仪生有皇子，朕拟立武昭仪为后，众卿意下如何？”

这样的御前会议只是走过场罢了，精明如兔子的长孙无忌使出了装蒜的招儿，一个劲地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把性情执拗的褚遂良急得像是失控的火箭，嗖地就蹿了出来：“臣没听说王皇后犯了什么过错，岂可轻言废立之事？”

第一天的御前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接着开。可是，不管李治如何解释，一根筋的褚遂良就是不同意册封武则天为后，李治龙颜大怒，责令侍卫把褚遂良轰了出去。皇帝执意要做的事儿谁能阻挡得了？不多久，武则天如愿以偿。

武皇后温柔的枕边风一吹，褚遂良又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就在庆祝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欢庆时刻，58岁的褚遂良因抗拒“圣意”，左迁潭州都督。褚遂良为何不直接叫刺史，而叫都督？这是有原因的。

唐朝初期，将全国划分为300多个州，各州的长官均叫刺史。将职务与州名结合，简称刺某某州，例如，白居易外放苏州刺史，简称刺苏州。武德四年，朝廷置带军事性质的总管府，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总管兼任驻地之州刺史。是年，赵郡王李孝恭、行军总管李靖奉令征讨江南割据政权萧梁。削平萧梁后，置潭州总管府，李靖总管湖湘军队。三年后，朝廷将不满10州的总管府一律改为都督府，因只统管潭（州）、衡（州）、永（州）、郴（州）等8州军事，潭州总管府改为都督府，其职通常为潭州刺史兼任。

这个阶段，潭州都督大体均为王公贵族和武将担任，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第三子、蜀王李俗即任潭州刺史兼都督。褚遂良贬逐潭州刺史兼都督，打破了王公贵族和武将经略长沙和湖湘的格局。

可褚遂良一到长沙，就被蒲州（永济）刺史崔义玄给莫名其妙地参了一本，污其“玩忽懈怠不问政事，致使地方强盗横行”，恳求朝廷弹劾。蒲州在今山西，距离潭州遥隔千里，何以晓知潭州之事？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武皇后心中潜浮不散的恨意在作祟。

朝廷收到褚遂良的“黑材料”后，诏令韩瑗、来济两位宰相查证。不久，两位宰相就查了个水落石出，事情是这样的：褚遂良刚刺潭州时，长沙遭遇了水灾，一些饿殍家属因痛恨赈灾分配不公借故举事。这非像崔义玄所说的“强盗横行”，况且，此事发生在新旧刺史交替之际，若要追责，当属前任之事，与褚遂良没啥关联。

好在两位宰相执事还算公允，褚遂良有惊无险。

现今人们很少知道褚遂良的政绩，倒是对其传世墨迹《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书法作品津津乐道。“书绝伦”的褚遂良到底问不问潭州政事？史书不见披露。不过，褚遂良喜好在民间巡视，这是否说明他因放逐而移情山水？除了他自己，外人怎能说得清楚。

清朝同治《湘乡县志》载：“褚遂良行湘邑，去治所北数百步，有感应寺。寺侧有池，公临池上，宴集赋诗，常洗笔于池，有浮云滃然，人异之。”宋时，潭州治下的湘乡县令邵自信偏好书法，将感应寺前的水池命名为“洗笔池”，褚遂良下榻的地方改为“褚公祠”。

早在晋朝，湘潭壶山就建有名刹石头寺，褚遂良刺潭州时，正值刘禹锡《智俨大师碑铭》里赞其“星月丽天，珠玑同贯。由其门者，皆正法焉”的高僧智俨驻锡该寺。智俨似乎懂得褚遂良的心思，常邀他入寺品茶参禅。忽然一天，壶山云遮雾罩。当浓雾被太阳撕开一道口子时，褚遂良一人在山中面北伫立，热泪滚滚而下。见此，智俨赶紧奉上笔墨，褚遂良挥笔悲愤地写下“大唐兴寺”四字。

“大唐兴寺”手迹石刻碑额现存湘潭市博物馆，其字秉持了褚遂良晚年书法作品骨气深稳，清远萧散的一贯风格。喜得褚遂良题字，智俨如获至宝，并将石头寺改名唐兴寺，传至而今。

这本来是一个人间美谈，可总有一些人似猎犬，能从中嗅出异味。当佞臣许敬宗听说这件事时，褚遂良已于前一年调任桂州（桂林）刺史。逮到这等好机会，当年坚决支持封武昭仪为后的许敬宗岂可放过政敌？他屁颠屁颠地跑到武则天那里奏了一道，妄说褚遂良在担任潭州刺史时与韩瑗、来济暗通款曲，“图谋不轨”，证据就是山中雾散书写“大唐兴寺”四字“寄寓了抑武（则天）兴唐之望”！

褚遂良百口莫辩，被再贬爱州（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拥有“率直骾亮人品和遒媚飘逸书品”的禇遂良在爱州忧闷、孤愤而逝，享年63岁。直到唐懿宗年间（833-873年），方获准其后裔护丧归葬于中原阳翟（禹州）。

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褚遂良之后，潭州府里的刺史从未空缺，只不过，这些刺史大多是谪配而来。这不奇怪，官员遭遇贬迁和流放，似乎成了“唐代政治生活里的一大节目”。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高适一首《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说明，长沙几乎成了唐朝被贬官员的归宿。唐宪宗李纯曾作《贬崔群潭州刺史制》曰：“宜罢印於中枢，俾报政於外服。优以显秩，尔其勉之。可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勋赐如故。”

天宝十三年（754年），苏师道谪放潭州刺史，此刻，潭州正遭旱灾，“民不聊生，死者相枕”。苏师道还没摸清府邸的门道，赶紧骑马巡察灾情。当他来到攸县司空山时，顺道造访了“光石山书院”遗址，并撰写了《司空山记》：“江南攸邑，为地最僻，有司空山，县四十五里，当南岳之东隅，连云阳之福地，振潇湘之胜境……”这一记述，将中国书院始创于唐朝开元六年（718年）的说法，提前到了南齐末年（498—500年）。

苏师道在巡查灾情的同时，调出官仓存粮，动员富户捐献，“悉发而赈贫民，至是民间始获苏息”。因为此举，在清朝王先谦编撰的《湖南全省掌故备考》里，苏师道成了一位颇有功德的潭州刺史。

唐朝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翻看唐朝诗人的履历表，就会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有过充任刺史的经历，如张说、张九龄、岑参、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不少诗人在后世就以刺史代称，如岑参世称“岑嘉州”，韦应物世称“韦苏州”，柳宗元世称“柳柳州”。

“眼前一樽又长满，胸中万事如等闲。”大历二年（767年），潭州破天荒有了一位非贬而来的刺史，诗人张谓从淮南田神功幕府脱颖而出，赏擢潭州刺史。不过，张谓只是单纯的刺史，并未兼管其他州的军事。早在三年前，湖南从江南西道划出，设立了“湖南都团练守捉及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这亦是“湖南”一名的首次出现。湖南观察使下辖衡（州）、潭（州）、邵（州）、永（州）、道（州）共5州，治所置于衡州。

张谓刺潭州，长沙第一次有了长沙诗人咏长沙。“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不用开书帙，偏宜上酒楼。故人京洛满，何日复同游？”张谓喜爱嗜酒简淡，乐意湖山。其诗“倜傥率真，不甚蕴藉，然胸中殊有浩落之趣”。

自贾谊始，世人皆知“长沙卑湿”。为了纠正此错误认知，张谓以潭州刺史的身份，撰写了一篇《长沙土风碑铭》。是文以考证长沙风土为核心，结合地理志与史传笔法，记述长沙山川形胜、物产风俗及历代忠贞人物事迹，驳正了人们对长沙气候的讹传：“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斑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爀曦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

有了张谓坐镇，湘江之上各路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无不向往长沙。大历二年冬，道州（道县）刺史、诗人元结到衡阳向湖南观察史禀完公务后，特意顺舟长沙。“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坐以散愁。”文人爱酒，元结亦是。同样嗜酒如命的张谓在接待元结时，却偏偏以“岳麓茶”代酒。《长沙土风碑铭》里说，长沙“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粳稻”。张谓这看似反常的举措，实则是在有意宣扬长沙风物，其诗《道林寺送莫侍御》曾曰：“何处堪留客，香林隔翠微……饮茶胜饮酒，聊以送将归。”

“家长沙”的书法“狂草”僧人怀素，因“性嗜酒”而放浪形骸、落拓不羁。每每喝到尽兴时，怀素就会随意书写：“每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怀素“酩酊欢快”后的挥笔点墨近乎“疯癫”，饱读儒家经典的学子们大都难以宽待。然而，狂狷之士张谓却认为这是怀素对艺术的执著，两个“酒坛子”甫一见面便成了莫逆之交，张谓作《草书歌赞》以赠怀素：“稽山贺老粗知名，吴郡张颠曾不易。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诗里，张谓用极具想象力和感染力的笔法，形容怀素的书法似“奔蛇走虺”一样婉转流畅，如“骤雨旋风”一般气势磅礴。

大历四年二月，张谓诏任太子左庶子。一到长安，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邀请怀素到长安谋求“书事”。正是有了张谓这样的坚强后盾，怀素得以结识更多的书法名家，书法技艺日渐精进。“怀素闲逸，故翩翩如真仙。怀素狂草，如壮士拔剑。”

三年过后，担任礼部侍郎的张谓摆酒设宴，特邀颜真卿为赞颂怀素草书的歌集作序。“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韦公陟睹其笔力，勖以有成；今礼部侍郎张公谓赏其不羁，引以游处……”有了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这篇华星秋月般的美文，怀素不扬名才怪了。

怀素这朵开放在唐朝书坛的奇异仙葩，自然离不开像张谓那样的绿叶竭力相扶，或许，怀素的书法成就，亦是张谓刺潭州的功绩之一，谁说不是？

叁

“帆随湘转，望衡九面。”小船继续向衡阳进发，远眺仙气缥缈的衡山，杜甫不觉吟曰：“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生计艰难，前路渺茫，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寻幽觅古、探访衡山仙境？

真不凑巧，杜甫到达衡阳，才知韦之晋已接替张谓刺潭州而北上。一上一下，两条船在湘江之上交错而过。随同韦之晋刺潭州，朝廷也将湖南观察使徙治潭州，且辖区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郴州和连州，共领7州34县。

命运如风，谁可提前知晓？杜甫返棹长沙不久，韦之晋因病暴毙。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对诗人的打击巨大，怅惋、悲恸的同时，啼吟了一首《哭韦大夫之晋》：“贡喜音容间，冯招疾病缠。南过骇仓卒，北思悄联绵……素车犹恸哭，宝剑欲高悬。”

大历四年七月，澧州（澧县）刺史崔瓘因政绩突出拔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制敕（皇帝诏令）曰：“银青光禄大夫前澧州刺史兼侍御史上柱国义丰县开国男崔瓘，尝守江潭，有清静简易之化，勤俭约己，精诚感物……自湘之东，制以连率，委之监郡，兼亦训戎。彼都之人，夙所爱慕，参领中宪，以绥一方。可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守捉使及观察处置等使，仍兼充诸道营田副使知本管营田事，散官勋封如故。”

湖南观察使除统领考察辖区内各州县官吏的政绩以外，还掌管民政、财政，兼及军事，实际上是一方诸侯。崔瓘是杜甫母亲家的远亲，这让诗人找到了在长沙流连终老的充足理由。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许多事情发生与否，都难以预测，这也就是常说的世事难料。

崔瓘在澧州“政在简肃，恭守礼法”，“息贪官之豪夺，惩大姓之雄强”，深得朝廷信赖、倚重。然而，他却把管理澧州一隅的那套“以礼法绳将吏”之方法照搬到了潭州。这貌似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潭州的将吏远比澧州的将吏兵强马壮多了，自然也就豪横跋扈者居多，“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动辄起而倡乱，“逐帅杀帅，视为常事”。次年四月，对崔瓘所行“多不便之”，积怨日深的湖南兵马使臧玠骤然在夜晚举兵犯乱，可怜睡梦里的崔瓘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冲进府邸的乱兵所戮。

待到夜半，战火已烧到湘江边，慌乱之中，杜甫仓促解缆出城逃往衡阳。看着冰凉的江水，诗人心中莫不悲戚，痛吟了一首《入衡州》：“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高烟燋上苍。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沅湘。”战火纷飞，哪儿才能寻访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

衡州刺史阳济、道州刺史裴虬、澧州刺史杨子琳等纷纷起兵进逼潭州，讨伐臧玠。直到两个月后，朝廷遣羽林大将军辛京杲担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臧玠兵乱方才偃旗息鼓。

臧玠哗变打乱了湖湘的宁静，广西“西原蛮”借机起事攻打湖南，辛京杲派其牙将王国良领军驻守邵州（邵阳）武冈县抵御。王国良家财万贯，这令贪婪残暴的辛京杲企羡不已，辛京杲早有寻机治罪以侵吞王家财产之念。经过一番筹划，辛京杲给王国良横加了几条死罪。王国良闻之，惊惧万分，“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联合“西原蛮”，“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朝廷打紧诏令南方各地“合兵讨之”，却“连年不能克”。

建中元年（780年）四月，唐德宗李适将宗室曹王、衡州刺史李皋改授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李皋“禀性端庄，处身廉洁”，深知王国良是因辛京杲所污而反，便先写信晓之大义，劝其归顺。接着，李皋巧扮使者，单骑“越五百里”赴邵州入王国良营垒招降。心肠再坚硬的人，也经受不住平白无故的他人那份专为你而舍命奔波的善良，原就不想反的王国良见李皋竟然如此慈故能勇，扑通一声，跪地请罪……

李皋智略过人，孤胆独闯寇营招抚成了一则佳话，犹如黑夜中的灯火，给深受10年叛军之苦的湖湘百姓带来欢欣、希冀。

有趣的是，李皋常有奇思妙想，精通各种器具，制造改进车船、欹器等，所造之船大都多轮多桨，这样就加快了船舶的航行速度。长沙一直是唐朝的重要造船基地，《唐鉴》卷三载，贞观年间（627—649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从建造一艘船的工价足以看出，长沙所承建的船舶吨位之大。由于李皋对造船业的加入，使得长沙造的船不仅大，而且灵便、快捷，进而有力地推动了造船业的兴旺、蓬勃。

建中二年（781年），淮宁（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举兵反叛，官军屡攻不克。次年，朝廷令李皋率兵弹压，从来不按套路出牌的李皋一边调兵遣将攻打，一边再次上演赴叛军营寨招安的戏码。不过，这次他非单骑，而是带上了幕府戴叔伦。戴赋诗《将赴行营劝客同醉》曰：“丝管霜天夜，烟尘淮水西。明朝上征去，相伴醉如泥。”事后，叛军吹灯拔蜡，“江汉倚（李）皋为固”。

经过李皋之治，潭州恢复了元气，社会安定，经济活跃。这以后，仍然多为文官出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如赵憬、裴胄、李巽、崔倰、韦贯之等贤良之士，他们大多能够做到为人清廉，“选贤、节用、薄赋敛、宽刑罚”，勤于政事、关切民瘼。

肆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重心南移，湖南成为八大财赋地区之一，地位举足轻重。

元和年间（806—820年）吕温谪贬道州刺史，后徙衡州，甚有政声，世称“吕衡州”。因长年在湖湘为官，吕温深谙湖南，作文阐述地理之独特性曰：“湖中七郡，罗压上游，右振防蛮，左驰瓯越，控交广之户牖，扼吴属之咽喉，翼张四隅，襟束万里，天下之安危系焉。”

尽管湖南地位重要，然而，潭州人口不升反降，所辖69个乡由开元年间（713—741年）的21800户减少至元和年间的15444户。这一现象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有一段时期，不管是贬是擢，都是派来贤人、能人治理潭州。

从战国至西汉，长沙之城就呈东西长、南北窄之状，经历了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后，长沙城有了逐渐向南北方向延伸的趋势，但这些扩充只是为了建造郡治、县治、津城等建筑需要而单向扩张，城市主体依旧没有多少改变，大致还停留在秦汉时期的样范。

“辍棹青枫浦，双枫旧已摧……江边地有主，暂借上天回。”杜甫当年到长沙时，湘江以西乃是荒郊村野，繁华地带主要集中在湘江东岸。诗人“辍棹”的地方有一条通往长沙城东浏阳门外护城河的水系，古时为“船官”。《水经注》载，船官“北对长沙郡……湘州商舟之所以次也。”贞元十八年（802年），京兆伊杨凭逋谪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新唐书·杨凭传》说，杨凭本性疏荡，为政凌厉，“尤事奢侈”。

杨凭一到长沙，就使出了执掌京都时的城建“大手笔”，大肆扩城拓域，长沙之城分别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拓展，面积是秦汉时期的四倍之多。而且，杨凭将京都城市建设理念带到长沙，追求契合地理环境，凸显山水园林之特色。

因处于龙伏山西北山脚，现今天心阁下都正街、古稻田、马王街、小瀛洲等城东地域（即青枫浦）地势低洼，戴叔伦在潭州为吏时有诗云：“湘流分曲浦，缭绕古城东。”杨凭开凿疏浚自然水系，将之与护城河连为一体。至此，昔日一片水洼泽国衍变成了一处溪水澹澹，山岛竦峙，波光潋滟、水亭烟榭的大型园林，名曰“东池”。

东池为半环形，“环周九里”，是长沙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大型市政工程，亦是长沙第一个人工挖掘围堰之湖。东池美不胜收，引得符载作《长沙东池记》曰：“池中百鸟飞鸣，每当晨曦初露，金波浮荡，气象万千。”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柳宗元黜迁永州司马，途经长沙时，杨凭将之延至东池宴请、游览，遂作《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该文被金圣叹列入“天下才子必读书”，到如今，还常可在中学语文考卷上看到将这篇文章当作一道文言文阅读理解题来求解。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尚书右丞（宰相）杨嗣复被调出朝廷刺潭州兼湖南观察使。闷闷不得志的杨嗣复虽在潭州没有什么建树，却因为一次善举，给长沙添了一抹诗意。

次年，杨嗣复府衙里来了一位青年才俊，他就是晚唐诗歌高峰李商隐。本来，杨嗣复欲给李商隐安排一个幕府职位，使其结束漂零，生活安定。造化弄人，杨嗣复正欲帮助李商隐，却传来一道圣谕，再贬为潮州刺史，限期启程。杨嗣复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匆忙离别，空留下形单影只的李商隐在潭州街头默然流浪。

黄昏日落，暮色渐浓，心情晦暗的李商隐独自登楼。临眺潭州之城，怅望古今，不觉生发出无尽感慨，沉吟一首《潭州》：“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

“暮楼空”，潭州之城仿佛蒙上了一层悲怨忧愤的色彩，“言既不对酒，又不摊书，只是凭高厢望”，字里行间莫不充满了诗人对时局的不满，暗示之中却又含而不露地表达出诗人的人生襟怀。“然而心如秋满月，眼若青莲花，一任空楼无端，偏是万端齐起。于是而泪色浅深，怨歇重叠，心同弹同，自哭自笑。”友人不至，当然无法同醉以解愁怀，伤今之情便如暮色一般铺展开来。

一首《潭州》，影影绰绰，似隐还现，曳出了晚唐的风雨飘摇。

乾符六年（879年）秋，10万黄巢大军从广州大举北上，一举夺下桂州。休整期间，黄巢督军打造数千木筏，溯桂水（漓江），经灵渠进入湘江，洗劫永州、衡州，锋不可当，犹如天降奇兵，直抵潭州城下。此时，中唐时期的名将李晟之曾孙李系担负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旧唐书》言李系曰：“有口才而实无勇略。”

“黄巢之用兵，可谓极飘忽之致。”李系手下虽有5万精兵和数万团练武装，见到黄巢阵仗，被吓得龟缩在城中不敢主动迎战。可黄巢没那么多耐心，黑压压的大军蜂拥从湘江杀上来，直接攻城。黄巢先用乌云般的箭雨压制城头唐军，再架云梯飞跃攀城，一阵猛冲猛打，唐军不敌，城破在即，被砍掉一只手臂的李系趁着夜色，仓皇逃往朗州（常德）。

潭州城破，黄巢纵兵屠城，困在城内的人马悉数被杀戮殆尽。黄巢号令手下将唐军将士尸体集中抛入湘江，顷刻之间，尸骸蔽江，水色猩红。

黄巢大军一过，潭州繁盛不再，日趋凋敝。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刺史“堪养百姓”，“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不管刺史多么重要，却是一个充满矛盾与魔幻色彩的职位。可以说，整个唐朝，刺史既是地方行政的“全能管家”，又是中央集权的“神经末梢”；既能造福一方百姓，也能折腾出一片混乱；既能成就青史留名的翩翩诗人，也能闹出令人捧腹的各色幽默……

《唐刺史考全编》考据，自武德四年（621年）长沙归入唐朝，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包含多种授任类型，286年间共有98人刺潭州，其中，多数兼任了湖南观察史。在98位刺史的治理下，唐朝潭州有过清亮，也有过浑浊；有过激荡，也有过劫难。有些不易，但最终还是走向了下一个辉煌……

乾宁元年（894年），马殷被朝廷授为潭州最后一任刺史。他从潭州出发，进壤广地，接连攻取连、邵、郴、衡、道、永等六州，擢升武安军节度使，龙骧虎步，统辖湖湘。

唐朝覆亡，马殷建立了湖南版图上唯一一个王朝，马楚王国定都长沙，疆域差不多包含今湖南全境。当然，马殷成功的个中缘由，马楚王国的繁荣衰败，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