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设立西方侨民集中营的悲惨往事

《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1943—1945年》是作家张执任以非虚构方式书写的作品。作者以理性且朴实的笔触详尽还原了二战期间日本侵华时期在山东潍县设立西方侨民集中营的黑暗历史，揭示了日军对同盟国侨民的残酷迫害，以及侨民们在极端恶劣环境中所作的生存努力与顽强抗争。集中营内，侨民们面对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依然保持尊严与希望，甚至组织文化活动，秘密与外界联系，寻求解救；集中营外，潍县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无私援助这些素不相识的难民，显现了人性的光辉与跨国界跨种族的真诚友谊。

《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1943—1945年》，张执任 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本书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和平文化，讲述和平故事，描绘和平愿景，传递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积极践行和平理念的心声。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牢记历史、认识历史，也有助于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作者张执任与集中营幸存者查理•斯坦利合影

>>内文选读：

用智慧和胆量开辟的“地下黑市”

高墙内的侨民们永远难以忘记，当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墙外的中国人侠义善心，给了他们切实的帮助。他们知道，战争时期民不聊生，物资奇缺，不是所有东西用钱就能买到的，要搞到他们写在清单上的东西，乡民们一定没少花心思和气力，好些米、菜、肉可能还是他们从自己和家人口中节省下来的。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侨民们所收到的物品往往还比他们所期望的数量要多好几倍。说到这些，没有一个侨民不感叹的。

采办物品不易，如何把这些物品传送到侨民手中则更难。乡民们得冒着莫大的危险，在约定的时间——晚上10点之后，从事先侦察好的铁丝网底下钻进来，再爬过一道一米半深的壕沟，才能靠近集中营的墙根。为了避免发出太大的声响招来荷枪实弹的巡逻队，乡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长竹竿挑起包袱送过墙头，让墙内的人站在土包上接过去。一边是一个一个挑送，一边是一个一个接收，悄没声息地进行，居然持续了很多日子都没有让日军看守发觉。

就这样，在集中营东北边的这个隐蔽角落，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高墙内外的人们凭着他们的智慧和胆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秘密的交易通道。因为这里的交易都是在黑夜里进行的，更因为这种交易是躲着日军，是被日军严令禁止的，所以大家就开玩笑，将这里戏称为“地下黑市”。

集中营侨民笔下，碉堡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地下黑市”很快就形成了规模。购进量不小，品种也好多。其中，最大量的是糖、蜂蜜和鸡蛋——这不难理解，对于因长期饥饿而极度虚弱的人们来说，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可以救命的食品更重要！糖的需要量大，通常得用麻袋来装，一麻袋满满当当的差不多有60斤重，真不知乡民们是走了多少路，从哪儿收罗购置到这么多糖的；也不知墙外墙内的人们用了什么样的高招，让它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高墙的。

鸡蛋就更不用说了。据美国人朗顿·基尔凯记载，那时候每天越过高墙偷运到集中营的鸡蛋少说也有1300个。就是说，就算每只老母鸡每天都能生一个蛋，周边的村庄里也得有1300只老母鸡在为集中营里的侨民们生蛋呢。

此外，来自潍县乡间的土布鞋也是“刚需”。冬天快来了，原来的鞋都穿烂了，没有鞋子可过不去冬天。尤其是孩子们，特别费鞋，再加上长个儿，很多时候都是没鞋穿的，在夏天秋天打赤脚还勉强凑合，若是三九严冬还这样岂不是要冻坏双脚？

“地下黑市”既为“地下”，守住秘密就非常重要。这时候，墙内、墙外都得有人站出来充当统一联络、协调者，以防交易过于频繁、秩序过于混乱而被日军看守发现。在墙外，很快就有了这样的人，那是一位姓康或者姓江的太太。隔着高墙，侨民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年纪是大是小，甚至听不清她究竟是姓康还是姓江，但她确实是一位很热心很负责也很有能力的联络人，全权担起了和墙内联系的任务，而且把墙外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在集中营内，自愿站出来担任联络人的是46岁的斯甘林神父。

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斯甘林是特拉比斯特修会的修道士，曾经当过老师，也在修道院干过接待访客的工作。他对人热情，做事细心，在侨民中很有人缘。他和另外四位传教士所住的房间离东北边的高墙不远，正好就近用来进行“黑市交易”。平日里，他到处走动去收集订单，把侨民们希望从墙外购进的物品记下来，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则会去到墙根底下收货，再把新的订单传出去。

斯甘林神父有一套安全的办法来接收墙外输送进来的鸡蛋而不被人发现，那就是利用墙根下方一个排水管窟窿。窟窿不大，正好容得鸡蛋滚过来。墙外的人在外边一个个地传，穿着长袍的斯甘林神父在里头一个个地接，一会儿就能接一大堆。他有很多帮手，大人小孩都有，像小帮手斯坦利·费尔柴尔德，年纪才12岁。可以想见，当他的帮手们将这些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己的衣兜里，偷偷转送到各个家庭、各个侨民手中的时候，那些大人小孩会有多么高兴。

斯甘林做事非常小心谨慎，虽说东北墙根一带地点偏僻，日军巡逻队很少过来，他还是安排了两个帮手在远处放风，这样一旦发现有日军的巡逻队过来，放风的人就会大声唱起“格里高利圣咏”。

但是，即便如此谨慎，还是不免出事。

或许是有人不慎走漏了消息，或许是日本看守从侨民们的厨房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他们开始怀疑了，开始注意到集中营东北边的这个荒僻角落了。这天晚上，斯甘林神父正守着墙根下的排水管窟窿接收墙外送进来的鸡蛋，突然听到了放风的人唱起了“格里高利圣咏”，他马上停止了接收，一边用长袍遮住排水管窟窿，一边拿起一本《圣经》诵读起来。

两个日军巡逻兵来到他跟前，问他在这里干什么。斯甘林扬扬手中的书说，在读《圣经》。日本兵说，天这么黑，你能看得见？他说，我书上有折页做记号，只要看上一眼我就知道念的是哪个章节。说完又大声朗读起来。

墙外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墙内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继续推送鸡蛋。鸡蛋没人接收，纷纷滚落在地，好些还碰碎了，蛋清蛋黄流了一地。

斯甘林无法通知和阻止墙外，只好用更大声的诵读来掩饰。但是没用，日本兵用手电一照，什么都明白了，立刻把他抓了起来。

斯甘林被推搡着押到集中营当局的办公楼里受审。看守当局指挥官非常生气，放出话来说，一定要对他进行严厉惩处，以儆效尤，把“地下黑市”完全铲除。

侨民画作《黑市交易》

一句“严厉惩处”，让整个集中营的侨民们都为斯甘林捏了一把汗。他们不知道日本人会如何惩治他，生怕他会被执行枪决，或者受到严刑拷打。一天又一天，他们走出屋子，互相打听有什么消息动静。想着念着斯甘林神父的好，人们一直处于惴惴不安之中。

还好，日本人因为他们也有好多侨民在美国人手上，怕美国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所以不敢贸然杀害西方侨民，尤其是不敢对一个天主教神父下毒手。最终，看守当局只判处斯甘林关15天的禁闭，把他关到了严密看守的黑屋子里。

斯甘林坐完禁闭出来那天，受到了所有侨民英雄般的欢迎。由20多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吹奏着动听的乐曲，护送着他穿过大院，一直把他送到住处；一路上簇拥在他身旁的，是许多不停欢呼着的大人小孩。没过多久，一首歌唱斯甘林的幽默小曲《监禁者之歌》在集中营里传开了：

哦！上个星期三实在不巧，

特拉比斯特修士竟被逮到，

能够煎煮的鸡蛋现在变少！

我独自在黑暗的囚室思考：

我的朋友们是否肚饿腹搅？

“地下黑市”被发现之后，日本当局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

他们发布禁令：凡是“敌国人民生活所”里的外国人，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一旦他与中国人交谈时被当场抓到，就将被移送到潍县城内关押中国人的监狱里，囚禁两个月至三个月。

同时又将原先的一道禁令予以重申并严格化：集中营围墙3米以内禁止任何人靠近，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并与围墙内的人说话，看守就会开枪射击。

随着禁令的发出，他们还强化了巡逻队，增加了夜间巡逻的时间和路线，堵死了原先的漏洞，摆出了一副誓将“地下黑市”斩尽杀绝的架势。

看守当局的这两道禁令，一道是给墙内侨民的，一道是给墙外中国人的。对于侨民，他们还算有所顾忌，不敢肆意乱杀，所以就以“移送”到环境条件恶劣的“关押中国人的监狱”相威胁；而对于中国人，他们就百无禁忌了，想杀就杀，想剐就剐，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据朗顿·基尔凯记载，日本人曾在那些日子里抓住了两个给集中营运送食物的农民，把他们交给行刑队枪决了。为了震慑集中营里的人，他们把枪决的地址选在可以让集中营里听到枪声的地方，侨民们都听到了那两声恐怖的枪响……

在子弹上膛、刺刀出鞘的“三八大盖”的威吓下，“地下黑市”果然销声匿迹了。一连几个星期，高墙周边除了此起彼伏的虫鸣和蛙鼓，再也见不到人影，听不到人声。

不过，这种情景只维持了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后，当日军看守觉得他们的防范措施已经达到预想的效果，绷紧的神经开始觉得疲劳，开始慢慢放松的时候，充满了温情的“地下黑市”又悄然复活了。还是与原来一样的人马，还是与原来一样的交易方式。所不同的是，不论墙内墙外，人们更敏捷了，动作都加快了，发出的声响更轻微了，而且都加设了望风放哨的人，能够早于鬼子兵的到来发出警报信号。